郝演苏：保险业是以保障为根基的行业
中央财经大学保险学院院长郝演苏，对保险业的改革发展特别是对保险的保障功能有着长期的观察和思考。近日，《中国保险报》执行总编辑李俊岭采访了郝演苏。郝演苏主要观点如下：
1.选取试点地区要立足国情
推进相关促进保险业发展的政策时，应当立足国情，实事求是地进行推进，否则一些好的设想很难落地，个税递延型养老保险就是一个明显例证。由于我国经济发展不平衡，在上海可以做的在青海就很难开展。因此，个税递延型养老保险选择上海试点是有问题的。
2.传统商业模式很难被互联网颠覆
保险业的传统商业模式很难被互联网颠覆，互联网只是为保险业开辟出一个销售和服务的渠道而已。就像以前的寿险产品主要依靠营销员销售，后来有了银行保险，对营销员产生很大的压力，但现在再看，每个渠道各有各的特点，只会把“蛋糕”做大。
3.保险可以履行社会管理职能
通过商业保险来为政府分担社会管理责任的思路是对的，从国际经验来看，保险可以协助政府履行社会管理职能。在某些特定的状态下，保险是可以全部承担社会管理中的职能，而不仅仅是补充的角色，如中小学的校方责任险。包括未来可能推出的食品责任强制险。环责险也是如此。
4.商业保险应该服务“走出去”
中国是出口大国，但是中国无形贸易的保费收入是全世界最低的，中国企业到海外发展的保险需求也没有得到解决。这与现代保险业或大国保险业的身份不符。中国企业“走出去”了，商业保险应该保驾护航，这也是在履行保险行业的社会责任。
5.保障为主 理财为辅
保险行业是以做保障为根基的行业，保障与理财并不矛盾，不是对立关系。保障本身就是理财，它不是直接理财，而是一个很好的财富管理规划——发生事故后通过赔偿使你的财富得到保障。目前，一些公司将保险产品搞得异化，让民众误认为保险就是个发财的工具。应该以保障为主，理财为辅，现在颠倒了。
6.财险公司过多关注低端业务
财产保险公司更多地关注低端业务——车险，真正的企业业务和与政府职能有关的责任保险业务没有发展起来。
7.寿险业患上了“三高症”
寿险公司乃至整个寿险业患上了“三高症”——所谓的高准备金、高资本投入、谋求所谓不着边际的高收益，即高现金价值。这很麻烦，出事的话就陷进去了。
8.保险数据应公布保额
现在披露保险数据，只有保费，没有保额，反映不出保险提供了多少保障。保额是保险行业对国家和民众提供的保障额度，同时也是一个卖点——可以告诉政府和公众，保险为整个社会承担了多大的责任。除了保额，还有赔偿比例也很关键。
人物简介：
郝演苏教授，1958年出生，著名保险学者，北京市优秀共产党员，北京市优秀教师、北京市教学名师。1983年起在高校从事保险教学与研究工作，曾任教于辽宁大学和中央财经大学。现任中央财经大学保险学院院长，兼任国务院学位办全国保险专业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秘书长、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社会监督员、中国金融学会常务理事、中国保险学会常务理事、中国人民解放军保险政策顾问等。研究领域为保险基础理论、保险市场比较研究和财产保险。2002年因揭露航空意外保险存在的假保单现象，推动了航空意外保险电子保单的进程。2004年，根据保险业务收入统计口径存在问题的分析，提出了“保险泡沫论”，导致保险业统计指标体系出现重大调整，统计数据侧重反映保险保障功能。在推动保险营销制度变革、倡导保险合同标准化和规范保险市场秩序方面作出重要理论贡献。
（访谈全文见下页）
有些对于保险业长远发展利好的政策，一定要立足全国视角考虑问题，否则好的政策无法落地，对于期盼政策扶植的保险行业则是非常尴尬的。
保额是保险行业对国家和民众提供的保障额度，同时也是一个卖点——可以告诉政府和公众，不要只看到保险行业收了多少保费，也要看到保险为整个社会承担了多大的责任，这个责任的量化就是保额。
互联网对于保险就是渠道之一，不可能取代、也不会对现有的商业模式产生颠覆式的影响。
中国企业在海外的快速发展对于保险业是一个大展拳脚的好机会，中国的企业“走出去”了，商业保险应该保驾护航，这也是在履行保险行业的社会责任。
保险行业是以做保障为根基的行业，保障与理财并不矛盾，不是对立关系。保障本身就是理财，它不是直接理财，而是一个很好的财富管理规划——发生事故后通过赔偿使你的财富得到保障。
尽管时间已经略显久远，但直到今天，1989年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保险大辞典》在保险业界的知名度仍然很高，参与这部书编写的是诸多保险业界元老级人物。当时年轻的郝演苏是该书编辑委员会的秘书长。
岁月沧桑，从事保险教学31年、现在担任中央财经大学保险学院院长的郝演苏，对保险业的改革发展，特别是对保险的“保障”功能有着长期的观察和思考。近日，《中国保险报》执行总编辑李俊岭采访了郝演苏。
李俊岭：2006年6月，《国务院关于保险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十条”)出台。您如何评价2006年“国十条”发布以来，中国保险业的改革发展进程?
郝演苏：2006年发布的“国十条”内容丰富，但目前来看， 做得最好的是农险，农险政策的落实深度是最到位的。“国十条”提及要“探索建立适合国情的农业保险发展模式”。政府对于农业保险高度重视，实行了从中央到地方的三级财政补贴，使农业保险进入历史最好的发展时期。
2006年“国十条”中提到的相关工作还应当继续推进。例如“统筹发展城乡商业养老保险和健康保险”。由于人口老龄化和长寿风险问题，商业养老保险成为社会和行业关注的热点。例如，涉及养老保险产品的税收优惠问题，在5年前就提出要在上海试点，时至今日仍然未见踪影。在推进相关促进保险业发展的政策时，应当立足国情，实事求是地进行推进，否则一些好的设想很难落地，个税递延型养老保险就是一个明显例证。
个税递延对于发展长期养老保险具有重要意义，但由于我国经济发展不平衡，东部地区与西部地区的经济环境和税源基础差距很大，在上海可以做的在青海就很难开展。因此，个税递延养老保险选择上海进行试点是有问题的，即在全国是否能够全面推广。如果上海试点成功而在西部地区暂时不能推广，则会影响东部地区人才到西部地区发展创业。所以，有些对于保险业长远发展利好的政策，一定要立足全国视角考虑问题，否则好的政策无法落地，对于期盼政策扶植的保险行业则是非常尴尬的。个税递延养老保险在上海一直搁浅就是例证。
李俊岭：近来，业界对“现代保险服务业”这一概念议论颇多。您如何理解这一概念的内涵?
郝演苏：“现代保险服务业”就是要为现代社会风险管理提供全方位的服务。现代的概念是动态和变化的。什么是“现代”呢?5年之后，我们还可以说是“现代”，但那个时候的“现代”的含义与现在所说的“现代”是不同的，那时可能会派生出新的风险需求。我们现在做的是“落后”保险服务业吗?不是。今天的“现代”就是明天的“落后”。不能简单地用几个概念判断是否“现代”，只要我们能够充分满足当下经济社会对于保险业的需求，并且能够瞄准经济社会发展的大趋势，我们就是现代保险服务业。
李俊岭：说到“互联网保险”，一段时间以来，保险业内外对其关注度很高。互联网对保险业的传统商业模式会不会产生颠覆?
郝演苏：保险业的传统商业模式很难被互联网颠覆，互联网只是为保险业开辟出一个销售和服务的渠道而已。无论社会科技如何进步，人与人之间的面对面沟通是任何时代都必将存在的。
涉及相对复杂的健康险、养老险及未来可能出现的更多的复合型保险业务，是需要面对面讲解和洽谈的，这样可以充分帮助客户了解和熟悉产品。同时，由于保险产品的特殊性，有些复杂的保险产品需要将营销与社会学和心理学的分析活动结合，以最终达成保险交易。因此，当网络都把我们屏蔽起来的时候，人更希望沟通和交流。简单的、不需要沟通的、不需要协商的、短平快的保险产品适合在网上销售，复杂的产品一定要面对面沟通。
当然，我们不排除大数据展示的美好，它对现在的经济、社会发展确实有很重要的作用，但是也会带来很多不安定的因素。这种不安定的因素，我们都可以想象得到，其中最关键的就是隐私问题。隐私问题是大数据时代所产生的问题。对于隐私权的保护，对于个人信息的保护，对于个人的身体、健康、财富、家庭等各个方面的保护，将成为防止传统被颠覆的利器。
所以，互联网对于保险就是渠道之一，不可能取代、也不会对现有的商业模式产生颠覆式的影响。就像以前的寿险产品主要依靠营销员销售，后来有了银行保险，对营销员产生很大的压力，但现在再看，每个渠道各有各的特点，只会把总量做大，把“蛋糕”做大。
李俊岭：2006年“国十条”提及要积极引入保险机制参与社会管理，推进公共服务创新，对完善社会化经济补偿机制，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提高政府行政效能，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在为政府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提供支持的过程中，商业保险如何扮演好自己的角色?
郝演苏：通过商业保险来为政府分担社会管理责任的思路是对的，从国际经验来看，保险可以协助政府履行社会管理职能。这个社会管理职能目标是与“责任”有关的，如公众责任。城市建设，包括环境污染，做不好就会成为社会问题。
在某些特定的状态下，保险是可以全部承担社会管理中的职能的，而不仅仅是补充的角色，如中小学的校方责任险。包括未来可能推出的食品责任强制险，如果出现了食品安全问题，企业是要承担相应赔偿责任的。环责险也是如此。
李俊岭：环境保护法修订案4月24日经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表决通过，新环保法将于2015年1月1日施行。新环保法第52条明确提出，“国家鼓励投保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此次环责险入法并没有写入“强制”二字，对此您怎样看?
郝演苏：这次没有写“强制”是因为成本问题。环境污染的整治处理成本相当高，而且环责险属于长尾责任，所以环责险的保费水平较高，这个成本最终要固化在商品上，可能引起商品价格的波动。保费过高要考虑很多现实问题。
李俊岭：除了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领域外，商业保险还可以服务哪些领域?
郝演苏：商业保险服务社会管理，是对整个社会和谐的贡献，与社会运行有关的各方面都可以充分研究和挖掘。包括养老、大病都属于这个大的范畴。我特别建议商业保险应当针对中国企业“走出去”提供风险保障。
投资、外贸、消费是支撑中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国是出口大国，但是中国无形贸易的保费收入是全世界最低的，与贸易有关的保险——货物进出口都有风险，这项保险的保费流失很大。英国的无形贸易收入中，保费占到60%-70%。我国的国际货物运输保险费的很大一块流失了，中国企业到海外发展的保险需求也没有得到解决，中国保险业对于国家的无形贸易收入的贡献非常低，与现代保险业或大国保险业的身份不符。
复星集团收购葡萄牙最大保险公司，是中国企业第一次去海外收购大型的保险公司，国际影响相当大，它收购的保险公司辐射2.5亿葡语人口。这是个信号，对中国保险业发展意义重大。1805年，英国人把保险带到中国，那时中国还不懂得何为保险，英国人把保险带到中国是为其资本输出服务的。现在中国企业“走出去”了，谁来保驾护航?中国保险业应当思考这个问题。
在中国保险行业形象相对低迷的情况下，中国的保险业应当为国家的政治、外交乃至军事等方面“争脸面”。中国保险业的形象在普通民众中不佳，对国家大的项目支持力度不够。因此，努力为中国经济走出去提供保险服务，有助于改善保险行业的社会形象。
李俊岭：有人曾估算，国有企业在海外的超过1000亿美元的海外资产拥有保险保障的比例是个位数，大量国有资产在海外处在“裸奔”状态。解决这种情况的办法有哪些?
郝演苏：我认为除了鼓励保险业走出去，还应当鼓励支持中国大型跨国企业设立专业自保公司。只要对我国境外企业的保险保障或者风险管理的安排有利，就应当支持和鼓励，没有理由担心可能对于直保业务造成影响，促进中国企业去海外发展应当是最高目标。中国企业在海外的快速发展对于保险业是一个大展拳脚的好机会，中国的企业“走出去”了，商业保险应该保驾护航，这也是在履行保险行业的社会责任。
李俊岭：现在中国的商业保险公司“走出去”，能力够不够?
郝演苏：中国的保险公司能不能走出去是相对而言的，首先要了解目前走出去的中国企业主要集中在哪里。在欧美的并不多，主要在东亚、拉美、非洲等地。中国的保险公司如果在这些地区都不能生存，那么改革开放30年都白干了。我相信，我们的保险公司有这个能力走出去。只不过一个是懒，一个是怕风险、怕麻烦。有没有能力先不说，可以先思考一个问题：那些国外的市场有没有国内竞争这么激烈?
王梓/制图
李俊岭：10年前，您曾提出保险业的泡沫论，引起震动;对保险业“保障”和“理财”两种功能的不同观点一直持续到今天。如何把握好“回归保障”和“理财功能”这对关系?
郝演苏：保险行业是以做保障为根基的行业，保障与理财并不矛盾，不是对立关系。保障本身就是理财，它不是直接理财，而是一个很好的财富管理规划——发生事故后通过赔偿使你的财富得到保障。但在产品设计的过程中，保险产品与银行产品最大的不同在于杠杆，这个杠杆就是保障的杠杆，如你在银行存一笔钱，这个杠杆是1比1，存100元，银行负债就是100元，但是你买100元的保险，保险公司的负债或许可能是几十万。但是由于急功近利的冲动，总想追求保费的规模，忘记了保险的本质。目前，在民众对保险的理解存在缺憾或不足的时候，一些公司将保险产品异化，让民众误认为保险就是个发财的工具，这样使保险行业很难走得好。应该以保障为主，理财为辅，现在颠倒了。
在银行证券保险信托等金融领域各种业态是有分工的。可以看看每年全球财富500强公布的榜单，把金融行业的榜单单独拿出来看看——过去的20年，在金融榜单中，前10位基本上保持有5家到6家保险公司，保险公司在金融的大榜单里面是排在前面的，银行则排在后面。
做保险公司不是说几年就可以有收获的。比如，当期缴的养老金达到一定规模后，会形成一个很好的良性循环，但是这种循环在中国始终没有形成。我们的财产保险公司更多地关注低端业务——车险，真正的企业业务和与政府职能有关的责任保险业务没有发展起来。
回归保障在逻辑上是成立的，因为行业是有分工的，保险行业的生存基础主要依仗保险保障。在国外，在基本保障得到覆盖的前提下，保险公司才推出与财富管理、直接理财有关的产品，我们则跨越了一个状态——就是我们的基本保障没有到位就升级了，这就容易导致老百姓误解。行业长此以往怎么立足?保险行业的功能被严重削弱。
保障和理财可以是“双轮驱动”，但有主次之分。我们讲的这个“双轮驱动”不是平行的关系，而是纵向关系，正如自行车的运转是通过小盘带大盘。理论上，保险业规模要做大不仅要做好保障，还要满足大的投资需求。但是要看到，首先，这个大的市场环境有没有支撑，其次你有没有这个能力。中国基金业有过万从业人员，中国的保险资产管理行业只有2000多人——人手不够，还要考虑到风险问题。世界上所有保险发展好的国家都是靠养老金业务来支撑的，再一块就是责任保险，都是基于保障的业务。
李俊岭：联系保障和理财两个取向，目前保险产品结构上存在哪些问题?
郝演苏：现在财险公司还是零售的业务(车险)占比很高;寿险公司短平快的短期产品过多，分红类产品在市场占50%-60%，万能险占30%左右，投连险占比很低——10%左右。寿险公司乃至整个寿险业都患上了“三高症”——所谓的高准备金、高资本投入、谋求所谓不着边际的高收益，也就是高现金价值。这很麻烦，出事的话就陷进去了。
目前中国面临最大的问题是长寿风险。因为国家储备不足，希望老百姓做好储备，减轻国家的压力。但是这一方面一直没有做好。但这也不能怪老百姓，有很多保险公司希望把规模迅速膨胀起来，保费获取的成本很高，必须到资本市场追求更高的收益。保监会积极拓展资金运用渠道也考虑了这个因素，但在资本市场上把钱赚来的难度也很大。目前，私人理财周期不可太长。比如股票，有谁敢说拿几只蓝筹股压箱底养老的，老百姓的理财需求与保险公司的经营是不吻合的。
李俊岭：保障占比低的后果会怎样?
郝演苏：保障占比低，发生重大事故不能体现保险的功能。我经常和学生们讲，一个国家的保险行业好不好，就是看保险占灾后损失的补偿比例，保险金额占国民财富的比例。
上世纪90年代在保监会成立之前，国家统计局每年出版的《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报告》中披露的保险数据有保费，也有保额。现在只有保费，没有保额，反映不出保险为国家风险提供了多少保障。保额是保险行业对国家和民众提供的保障额度，同时也是一个卖点——可以告诉政府和公众，不要只看到保险行业收了多少保费，也要看到保险为整个社会承担了多大的责任，这个责任的量化就是保额。保险行业不能总讲保费，应该拿保额向国家和社会说事，让全社会知道保险行业所承担的风险价值。除了保额，还有赔偿比例也很关键。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过程中，保险金额占国民财富的比重、保险赔款占经济损失补偿的比重，应当成为衡量保险业发展状况的重要指标。
